|
妮基·李
韩国女摄影家妮基·李（Nikki S. Lee，1970—
）曾经获得首尔的韩国大学美术学士学位，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应用科学准学士学位以及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。举办过七个国际级的个展，以及数十个群展，摄影作品被十多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和画廊收藏。作品的特征以看似抓拍的风格出现，展现出人物身份和文化的认证。从她和评论家罗斯里·格登博格的对话中，可以深入理解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以及所关注的空间。
格登博格是这样展开他的描述的：
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在我家门外，一辆白色小车打开了车门，我看到了妮基·李。她把我让进了车的后座，坐在她的身边。我所见到的妮基·李，是一个脸部框架小巧的年轻女性，黑色的发型很适合她的脸型，身穿黑色的衬衫和得体的宽松长裤。然而根据她的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，似乎不是期待中的样子。
车辆驶过曼哈顿下部街区，进入威廉姆博格大桥，驶入车流量很大的高速公路，是由一位助手开车，兼做采访的拍摄。不久，我们就步入了由混杂的工业区改建的一家大型工作室。一堵墙刚刷过油漆，窗户下光线明亮。另外一堵墙覆盖着许多书，从书名上可以看出，主人的兴趣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。两把黑色的椅子面对面，信息量密集的图书成为我们谈话的背景，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味。
妮基·李先展开了话题：“这些不是我的书，我买下了一位朋友的公寓包括他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所有的书。”她接着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做一个关于妮基·李的纪实文本，妮基之一做一个关于妮基之二的纪实文本，妮基之一和妮基之二是完全不同的性格。妮基之二生活在曼哈顿。她经常外出。她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，同时也是一个收藏家。她对自己非常有信心。妮基之一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室，很少外出。她喜欢读书，阅读量很大，非常内向。妮基·之一做一个关于妮基之二的纪实文本，但是这是一个虚构的纪实。有点令人困惑，但是不用担心哪一个是真实的，哪一个是虚构的。”
问答主要集中于人们如何作为个体出现在公共场合。李指出，人物具有自身的一些变化的主题。“一些人认为我是非常强硬和独立的，自我控制型的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，妮基具有丰富的情感，甚至是多愁善感的。我们都有许多不同的个性特征，我希望人们想象各种不同的范畴。你会在教师面前、在父母面前以及在新的男朋友面前呈现出不同的角色。每一个角色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每一个人在内心和外在的性格上都会出现裂痕。每一个人都是个性的扮演者。两个妮基都不是我，两个妮基也都是我的部分，所有都混杂在一起，留下纪实的文本。妮基之一从墨西哥开始，妮基之二从德国开始。甚至在这样一个采访过程中，我实际上是妮基之一，你就坐在妮基之一的工作室，这是一种虚构（尽管这是一个我曾经消遣的工作室），于是实际上我就扮演了妮基之一的角色。有趣的是，妮基之一在一个虚拟的工作室里制作虚拟的纪实文本，而我使用的则是妮基之二在曼哈顿的真实的房间。于是一旦当人们看到这一纪实文本时，就会想到妮基之二的公寓不是真实的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环境方式。”
格登博格马上意识到，试图把握真实与虚构的对立，一个真实的纪实文本和虚构的艺术家相关，一个虚构的纪实文本和一个真实的艺术家相关，使这样一次采访令人感到惊讶。
突然间让格登博格想起了李的早期摄影系列《计划》（1997－2001），描绘了李作为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，这些群体包括西班牙人、女同性恋者、滑板运动者等，具有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性。在姿态和服饰上的完美模仿，让朋友拍摄下了瞬间的社会状态。这些快照的结果具有业余爱好者的特征。构成、尺寸以及瞬间的传递都染上了日常生活的痕迹。作为一本家庭照相簿，每一幅照片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。李消失在人群中，就像是一本插图本的儿童书。
李自身的外表消失在她的每一幅群像之间，同时也拓宽了辛迪·雪曼曾经创造的自拍的影像空间。
每一天晚上回到她自己公寓的家，李的艺术品进入最后的混合阶段，放入已经存在的场景中，正如雪曼通过电影的人工框架隔绝开来，暗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非舞台。但是在电影场景中，我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通过自我控制的取景器成为演员。对于雪曼来说，“日常生活”都被电影历史的介入所封闭，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在历史的演员中找到线索。对于李来说，日常的平庸的生活就是一种假定的现实，她的性格是通过一种吸收和移情的过程所产生的。
李说：“也许这是一种韩国特有的性格特征。”她是在1994年从韩国移居美国，进入时装技术学院学习，不久又从纽约大学得到了摄影的硕士学位。“在亚洲文化中，我们被教导与人情感神交。我们很少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人的性格。我们并不从环境的角度解释情感和行为。去理解其他人，我首先通过自己的情感理解他人的情感。”李的解释，为她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理解线索。“人们相信情感并且将其作为一种分享的语言来沟通。道德法律是建立在情感的标准化设定之上的，这样的情感可以转换成非常严格的构造的社会。你必须支撑自己的家庭，对你的国家忠诚。甚至爱情的观念也可以列入这一范畴。当你恋爱时，你所扮演的就必须是一个恋人的角色。你必须符合行动的规则，因为这是一种无形的语言，为所有人所遵从。这就是我们为何在情感的舞台上阅读对方的原因，它使我们成为高度情感和情绪化的人类。韩国的文化有点像拉丁文化。”
不管怎么说，李带着一种理性的色彩进入她的群体肖像。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计划，她预先勘探场地，增加体重或是减肥，甚至学会滑板。她大量阅读、仔细考虑身份特征的姿势，如何将这些人从一种文化转向另外一种文化。她说：“西方文化是非常讲究独立性的，东方文化则是更多地要求将身份融入到社会背景中。你很难脱离这些文化背景。”同时，角色的扮演也遵从经典的韩国传统，正如李所熟知的，历史的传说和一整套习俗模式都考虑在内。
从韩国出发到美国，她看到了多样化的美国民族的万花筒，很快发现可以发明自己身份的奇思怪想。带着完美的服饰和姿态的完美性，她让自己进入了各种各样的人群，她的出场通过静态的照片提升其他人的特性。她发现了自己更多样化的真实性，当然是以不同的群像作为陪衬。“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的合作者发现了我的不同的个性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感兴趣相关人物的身份特征所发生的变化。我明白我的身份变化也依赖于我的朋友。一个人可以使我变得非常强悍和独立，另一个人又可以让我女性化和脆弱。一个人的身份可能因为不同的相关者而变得具有流动性。”
这样的思考方式为李提供了全新的探索空间。2002年秋天开始于伦敦的《部分》系列，打破了真实的规则，突破了早期的局限。她还围绕两个人构造故事，最后一共完成了40多个不同的剧情。她以艺术导演和小说虚构的手法，将每一张照片都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短篇小说。甚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沉默的对话，并且展开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学空间。李说：“在《部分》中，人们是对内心情感的反映。理解这些照片并不需要依赖文化和民族。这些是‘情侣画面’。他们告诉你许多关于身份特征的情感。”
在完成了情侣的画面之后，李通过刀片对照片进行处理，大部分切割了男性的人物。这样一种切除，并非是对相关联系的斩草除根。“我不是说‘这里是一张破碎的画面，我不想再一次看到这个家伙。’切除的目的是让人感到好奇，想象失去的人并且考虑他的身份，他在背后如何影响这位女性。这样迫使人们仔细审查两者的相互关系，甚至这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。我慎重地留下另外一个人的证据，比如他的手或他的鞋子，给观众一些可以继续下去的线索。在《计划》系列中，他们总是问‘妮基在哪里？’但是当他们看到《部分》时，他们会问自己，‘另外一个人是谁？’”
她说：“我实际上并不想完全发展这些性格，但是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大致的轮廓描述，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影响的。完美的情节是一个基础，计划开始拍摄之前一个星期就着手准备了。我考虑自己穿着的服装种类。一些地方的拍摄还需要交涉许可权。我会严格审视这些作为背景的人群。我考虑女性可能形成的各种姿态，展现出她讨厌日常乏味的生活习惯，包括同样的工作和同样的生活。她可能在一家曼哈顿的银行工作，每一天傍晚都会和她的丈夫一起摆渡回家。他感到有点无聊。他在阅读报纸，他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。我会在这样一个星期里一直思考这件事，但是会在一瞬间发展了故事的情节。有时候背景就是一种偶然，但是却显得非常自然。”
这些照片暗示着一种协调性，或者从另外一方面说，在两人之间，一旦保持一定的距离观看，就会变得更为清晰。这些影像的特殊结构就是符合逻辑的故事情节，两人的未来昭然若揭。两个人因为照片的被分割，有着各自的生存方式，甚至在旁观者的眼中，有点尴尬，但是并非出自本意地让他们不舒服。
“我非常小心地谋划这些画面，安排照相机的角度，然后自己去扮演这些角色。有时候也请其他人拍摄。每一张画面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，因为在心里已经有明确的构成。因为我还要考虑照片后面如何剪裁，于是需要控制一切。拍摄前甚至使用数码相机演示切割后的效果，但是在实际拍摄过程中，却选择了抓拍的手法，因为需要获得非常自然的结果——但是又是精心预谋的。”
尽管受过专业训练，李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家。她说：“我甚至没有一架照相机。我只是将摄影作为一种媒介。我欣赏讲述故事，但是我不再拍其他照片。如今我手上只有一台小型的数码相机进行抓拍。”她只是将精力用于指导和管理，聚焦于观念和扮演，包括指导后期的制作。“我将最后的照片印制成两种尺寸。小的是30×40英寸的全画幅，大的大约50×70英寸。但是最终的画面都会有不同的尺寸和比例，取决于最后对照片的剪裁结果。画面的三个面留有白边，这样可以让观众知道哪一个边缘是被剪裁了，而不是通过电脑改变的。我对剪裁照片的过程非常感兴趣，尤其是对非常大的画面的剪裁会有一定的难度。那些剪裁下来的画面装裱在铝合金框中，以便让我回忆当时抓拍的效果。而照片的展览是不装框的，就是一张局部的画面。”
格登博格的结论是：李对照片的本体语言非常感兴趣，她认为通过人们和照片的生存关系，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状态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