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“回归” 应该是对灵魂的一种追寻
 

  

    12月5日到8日在广东连州报道第四届连州摄影年展,在年展期间我们采访这次展览的总策展人之一栗宪庭,在连州一直保持疲倦状态的他,接受我们雅昌摄影网的专访时,以连州摄影年展为起点,谈到他对“观念摄影”这个概念的不满,解读了他心中“我的照相机”。并首度对网络媒体表达了在当代艺术低迷的状态下,金融动荡对中国的艺术没有什么影响的看法,因为高端市场的游戏跟中国的艺术没有什么关系,至少跟大多数的艺术家没有什么关系,跟大多数的收藏家也没有关系,这种淡泊的想法只有一个经历了当代艺术三十年的“教父”才会发出的声音。

  雅昌艺术网:当代摄影变成了被架空的、精英化的图像模式。这个图像只是流于形式而缺少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。这届连州国际摄影展的主题是强调“我的照相机”,在强调摄影媒介、摄影人和现实之间单纯而朴素的关系,请您具体谈一下,您对摄影与社会现实关联的理解?

  栗宪庭:其实我从“宋庄—美术馆开展”,就做过“纪实摄影”的展览,就是想强调这样的一个目的。因为照相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,它那个时代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时代,美学规定了它图像是这样的。

  另外,当时照相机的快门暴光要20分钟,所以当时摆拍的模特、姿态,包括拍的风景都是和绘画有直接关系的。就是照相摄影并没有独立出来。后来在照相机的发展过程中,它的快门很快能抓到现实瞬间的东西,这种成为它能独立的美学上最基本的特点。

  事实上,还有一条线索,就是这种早期的“摆拍”一直是被延用的,但是这个现象一直是被忽视的。比如早期20年代的时候,杜桑(Marcel Duchamp)拍的《扮演》,还有卡洪拍的《扮演》,一直到安迪·沃霍尔。后来到70年代末期的时候,辛迪·舍曼(Cindy Sherman)出来以后,彻底把摆拍的语言办法,一下子非常成熟化了。从他之后,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,才形成了世界性的风潮。

  加上电脑的发展,这种Photoshop的后期制作,挪用、摆拍、窜改等等,语言很发达。但同时也造成粗制滥造,乱七八糟,各种各样的东西拼接在一起就算一个作品,使得那种严肃性越来越少。就是越来越容易,严肃性就越来越少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我这几年也参加过很多世界性的影展。很多所谓观念摄影,我不喜欢“观念摄影”这个词。难道“纪实摄影”没有观念吗?

  很多对摄影是一个冲击,而且卖得很贵,让很多摄影家特别恐慌。说:“我们拍一个照片,因为一个现实场景加了一个人进去,就几十万。我们也费了这么大劲去拍,因为没有加这个因素,就很便宜,或者卖不出去。”我觉得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误解。

  在这种语境下,我想往回走,而且我多年前喜欢一个伊斯兰寓言,就是一群人往前走的时候,一个老人老是停下来。大家问他“为什么停下来呢?”老人说:“我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。”因为这个时代太快了,信息太快了,所以粗制滥造很容易,这个时候灵魂就容易丢掉。

  “我的照相机”其实要强调我作为一个个人所有的修养、良知、立场在那一瞬间,它和现实所产生的关系,应该是所有的艺术媒体不能代替的功能。

  雅昌艺术网:我觉得08年“山寨文化”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,摄影好像有一点被山寨化了,尤其是网络,所谓的观念摄影也有山寨化的倾向。

  栗宪庭:是的,太容易制造了,什么都可以恶搞一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。

  雅昌艺术网:我觉得您把这种“回归”,总结为对灵魂的一种追寻,还是特别精辟的。这次您还特别策了一个展览是李晓斌的“变革在中国”。

  栗宪庭:李晓斌、张海儿、凌飞,还有那三个年轻人(雷本本、刘一青、林志鹏),他都是不同时期的,但都是使用照相机关注现实的。我去年还给林志鹏做一个个展,他也使用照相机,但是和这一代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。

  雅昌艺术网:关于现实这一块,雷本本、凌飞,或者是李晓斌他们也好,可不这个现实可不可以用您原来提出的两点方式,一个是内心的现实,一个是客观的现实。就是两个层面去展开我和照相机之间的关系。有这个想法吗?

  栗宪庭:你解读的比我还好。因为内心的现实,现在突然人和现实的关系,不像那一代人那么清楚了,他变得很茫然的时候,他变成我内心的时候,他也是一个现实。

  雅昌艺术网:我觉得林志鹏那个更接近“我的照相机”的主题,还有自我的建构,自我的认同。他就成为自我的主题,通过影像来表达,有这种感觉吗?

  栗宪庭:是的,有这种感觉。我想找几个点,但是没有时间了,我本来一直在推迟。由于强调这次友情出演,因为我已经不做展览好多年了。包括一直一起搞,我才参与。但是参与的时间已经来不及做过多的调查了,就是找几个点去表现这样的一个观点。

  比如像李晓斌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变化的。他的照片如果少的话,一张照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;张海儿是整个80年代,受到整个现代艺术和对影像方式的影响;凌飞是整个80年代沙龙艺术特别有影响的一个人。

  雅昌艺术网:刚才讲到李晓斌的“变革在中国”,因为社会这段时间正在讨论一个话题,就是“改革开放三十年”。您能以李晓斌为线索,谈一谈在您眼中“中国摄影”,或者是“中国当代艺术”的变革三十年是什么样的?

  栗宪庭:“变革三十年”,我是把中国当代艺术从95年作为一个大的分段。我曾经分过三个阶段,比如“后文革”,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,所有的艺术思潮是针对“文革”的。那么80年代中期,所谓“85运动”,是和文化批判人潮、文化反省热潮有关系。到了“后89”,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段,我叫做“后89”。

  总体来说,79年到95年这个阶段,每个时期的艺术,都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思潮有密切的关系,而且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焦点。90年代中期,突然这个焦点就没有了,变得多元和比较个人化。而且以前是说中国打开国门,开门向西方学习,实际上79年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,学习西方的并不是同时空的交流,而是向西方一百年的艺术史学习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百年的艺术史,在中国这二十多年里面,一段一段的都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。

  90年代中期以后,中国的艺术所谓走向国际,才进入到西方的体制里面和西方平等的交流,就是同一个空间交流的时候,这种东西没有了,开始受到比较国际化潮流的影响。包括影像热,影像热也是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。

  雅昌艺术网:据我的了解,您从89年做了“中国现代艺术大展”之后一直在策划一些群展,这次策划的“连州—国际摄影年展”,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会选择摄影的一个展览?

  栗宪庭:这是太具体的原因了,我是被拉出来的(笑)。我在宋庄美术馆这几年做了很多小的展览,都是一些年轻人的个人展览。当然都是美术馆提供场地。

 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艺术没有什么影响

  雅昌艺术网:现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,在当代艺术低迷的状态下,您有没有感觉到摄影会成为下一个主题,或者是下一个新的突破口?

  栗宪庭:我觉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艺术没有什么影响,因为高端市场的游戏跟中国的艺术没有什么关系,至少跟大多数的艺术家没有什么关系,跟大多数的收藏家也没有关系。当时像张晓刚、方立钧、岳敏君,包括岳敏君那张拍了最高价钱,创记录的那张画,当时就卖了几千人民币,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中国艺术市场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  雅昌艺术网:我拿照相机,尤其是拿这种单反照相机的经验,觉得有一种安全感,或者是一种内心的安慰。比如你出席再一个公共的大场合下,开始的时候,你可能跟谁都不熟,但是你拿一个照相机就可以和所有的人都非常近,它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,它会让你以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,或者是名正言顺的方式跟人去沟通。我觉得同时它带给你一种安全感和安慰。

  栗宪庭:在这个框子里面的时候,你是在创造你的作品。

 

 

 


 
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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