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U杂志总编辑迪特·巴克曼访问记

　　阮义忠：DU杂志的多样性让我—直想知道，DU的编辑到是个怎么样的人。您可以淡谈自己吗?
　　迪特·巴克曼：我是1940年出生于瑞士的巴索，在苏黎士求学，经常在欧洲、非洲、印度旅行，出过不少新闻刊物。我不是DU的第一任编辑，而是第五任。DU的每—任编辑对这本杂志都有其个人的贡献，不过大致上是遵循着首任总编辑阿诺德·库伯勒所拟定的方向。库伯勒干1941年创办了这本杂志，并且在头一两年就有了一期做一个主题的想法。DU杂志在过去53年里的种种，我也不必多说。我接手编DU是在1988年，接手之际我就再度确立了这本杂志最早的一些想法，并且把这些想法应用于自己那个时代和经验。我重薪采用杂志的旧开本，确实做到一期一个主题，同时扩展文化的范围。我们不希望和欧洲一般的杂志一样，只着重于报道现实，而是希望去为文化做定义。
　　至于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，我认为自己是个新闻从业人员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文学和戏剧评论，之后又专注于报道文学，德文里有一个源自法文的字——reportage(新闻报道)，做为一名作家，我主要的兴趣在此。我写过—本小说、几个短篇故事、一本报道文学集和其他东西。我也替苏黎士的公共剧院、电视、德国报纸写文章。所以我大概是什么事都摸过，不过我的话题始终是以文化为主——不单单是文化产物的层次，也涉及政治的文化以及文化到底是什么。在还没经手这本杂志以前，我在文化方面的工作也许比较不固定，我之所以有上述那些念头，一方面是顾虑到读者的兴趣，另一方面则是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媒体做点事。担任DU的主编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而我们的新面貌也相当的成功，大家都看到的，我们的读者比六年前增加了三倍。
　　阮：我每次看到新出刊的DU都非常的意外，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想像。我也从来想像不出下一期会是什么。您是如何决定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上题?
　　巴：这个问题挺复杂的，不过我叮以简单的回答你，我觉得每一期的筹划和贯彻是出自“胃”和“脑”的结合。“脑”是很容易开发的—个智能工具。我们只收集知识、学习传统习俗、阅读书报杂志，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事。再来就是“胃”的事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所谓的“胃”也可以说是“心”。“胃”会告诉你你对事物的真爪感觉，告诉你什么是你感兴趣的。“胃”还告诉你做某些事的时机。它会告诉你有个叫葛连·古德的钢琴家是个神秘人物。我们就是在这种时候察觉到某些事，再经过仔细观察，决定叮以用就放手去做。
　　我个人绝对相信，要力、好一本杂志是不应该跟着营销策略走，或者以大众兴趣民意凋查为依归的。做为一个编辑，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去做：因为你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家、有历史的个人，而是湖卫的一条鱼，这个湖则是当时的环境。你对水的温度要有感觉。别人付我钱，不是要我去做迎合读者的事，而是要我去发掘我能替读者做些什么。这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们有不少次在“胃”的引导下，运气都不错。
　　阮：你“胃”的界限在那里?哪些是你可以消化的，又有哪些是有害的?
　　巴：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视“胃”为决定杂志主题的—个指标。你这个胃的界限问题等于是问，对这本杂志而言，什么是叮能的，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六年前我们接办的时候，仍然保留了杂志的旧称DU，这个字的意思是“你”。名称是很奇怪，可是没有人会去改换一个已经打入市场场的名字。不过我们使
用了副标题DIE ZEITSCHRIFT DER KULTUR，意思是“唯一的文化杂志”，这似乎有点自负。这个名字道出了一点，就是市面上没有其他像这样的杂志，而她也是最重要的一本。这个副标题除了有些门命不凡，也替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下了定义，那就是——文化是什么?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。我认为，一方面文化可以是书籍、绘画、音乐的文化“产品”(虽然“产品”是个丑陋的字)以及这类文化产品的创造者，还有推行文化的团体和土流。另—方面，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环境，共间所发生的现象都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
　　我举几个例子，让你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编这本杂志的。我们编的第三期的主题是“忧郁”，在当时的欧洲，那是一种现象，是欧洲人普遍有的感觉。这个专题的构想出白“胃”的成分要大于“脑”的。情况类似的另外一个主题是“速度”。我们觉得“速度”这个现象无所不在，也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。因此我们针对速度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个专辑。它所纪录的速度有摄影上的、哲学上的、科学上的，儿乎无所不包。我们另外附了个小册子，里面是有关“慢”的文章。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感兴趣的重要现象是世界各地的移民潮。全球有数百万的人远离家园，移民他乡，流浪天涯。因此，几年以前我们做了一“人门的迁徙”。
　　最后这个例子和战争有关。我们住在苏黎士，距离前南斯拉夫、伯格雷德、塞拍耶佛这些地方，不到500公里。我们不能忽视这场战争的理由，它不仅是巴尔干半岛的问题，也与整个欧洲历史有关。我们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，也关心它的发展。这是我们无法漠视的事实。这场大战并不只是一个文化事实或者事件，它的情况、原因、甚至结果，都跟我们息息相关。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战争的专辑。越战期间，当时DU的上编对那场战事并不关心。如果当时的主编是我，我一定会对这个事件有所反映。DU的首任主编库伯勒也对世上发生的事有极大的兴趣。我相信他对“团结”有非常强烈的感受，虽然他从来没用过这个字眼。
　　阮：讲到“速度”，世界的变化人快了，不DU的精神却始终没有变，而且越来越坚定。那是因为您相信某些东西。以库伯勒为例，您就很有信心，如果越战期间是他担任编辑，他一定会对那场战争有所报道。你们在处理事件上，似乎有种连贯性。
　　巴：我觉得连贯性非常重要。打从一开始，DU就是一本非常精致而有智慧的杂志，我又何必去改变她的形态?当然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和50年前大不相同，不过社会问题仍然会反映于文化之中。文化是人在活着的时候，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，要怎么活，什么是值得相信的，又有什么是不重要的。
　　我觉得艺术家和文化创造者唯一该做的就是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反映这些事情。
　　曾经有一度，DU只不过是一本谈美术、绘画、雕刻的杂志，库伯勒则把范围扩大到文学、建筑、音乐。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因为这些都是社会里随处叮见的，不沦它是地方性的社会、欧洲的社会，或者国际性的社区。当然啦，我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报道。所以一期杂志只能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范本。我们做一个约翰·凯吉专辑，谈的就只是约翰·凯吉这个人。不过这个专辑同时也替如何去了解现代音乐做了一个示范。
　　上午我们有—期谈的是法国作家卡谬。卡谬早就过世，也不再是话题人物。这也是一个来自“胃”的构想。和当时另一位奇才萨特的政治性比起来，卡谬是一位存在主义作家。因此我们制作了“又见卡谬”这个午辑，结果大为成功，让卡谬又活厂起来。读者除了觉得有意思之外，也都认为该再读一读卡谬。我想，编辑的责任就是去传达这—类的信息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我们既是创造者也是传达者。
　　阮：我最感兴趣的—点是，您所选择的方向似乎都刚好和时代的潮流相反。
　　巴：你说的一点不错。能这么回答你，我觉得很高兴。
　　阮：那是否意味着您可以预见未来?
　　巴：我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先知，不过就某方面来讲，我确实可以预知事情。大致说起来，—期杂志的构想就像从无到有的一道公式，而你看到了或者尝试着去看其中的变化。我们决定了做“中国长城”专号。
　　阮：我虽然看不懂德文，可是从这本杂志上的图片我了解到，除了刚才提到的为了某种目的去制造环境以外，您也很喜欢使用影像。例如在卡谬专辑里，有一张亨佛莱·鲍嘉的照片和卡谬的照片并列着。那种呈现方式非常奇怪，却也十分有趣。摄影在这本杂志里似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您是否企图赋予摄影—个新的意义?
　　巴：没有，相反的，我要传达的是摄影的旧意义。我很高兴你提到亨佛莱·鲍嘉那张照片。我们用那张照片不是因为它的品质。卡谬和鲍嘉是同时代的人，彼此又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我把这两个人放在—起，是在向读者挑战。我很喜欢引导读者去读一期杂志这种想法，不过偶尔应该让读者大吃一惊或者生生气，然后再自己平衡过来。
　　我们再回到摄影的主题上，我刚才说我给的不是新意义，而是旧的意义，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们接手做这本杂志时，我把所有过期的杂志都看了，不只是最出名的库伯勒和葛赛期间出的儿期，而是在我之前的十午里所出的全部杂志。我发现以往的主编似乎都以个人专集的形式来介绍摄影。同—座冰湖，他们会刊个十张照片，而每一张照片里的光线角度不同。我觉得这种摄影观简直就是恐怖。因为它完全把摄影当成一种艺术类型来介绍，而且还是没什么意义的
　　艺术，显然是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对我来讲，摄影永远都是跟—个信息、主题、问题连在一起的。它绝不只是一种艺术类型而已。它还是传达信息的工具。所以我们的杂志一定要有业界上最好的摄影家，摄影也绝对有它的分量，不过一定得和我们所想的主题有关连。当然，如果主题就是摄影，整期的篇幅都叮以给摄影家。几乎在每一期里，我们都有一些摄影作品或者淡摄影的文章，目的不在单纯的介绍摄影家的作品，而是指出摄影家和主题之间的对比。
　　我们很荣幸的介绍过名摄影家布鲁斯·大卫森。不过我们也不是坐在那里等他拿作品给我们看。相反的，我们一决定要做犹太作家以撒克·辛格的：专辑时，就立刻提议让布鲁斯·大卫森来展现辛格的世界——纽约的下东区。我们觉得他是最佳人选。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这个工作，而我们也推出了这篇深度报道。这是我对摄影的看法。
　　阮：您和摄影家的合作是不是都很令您满意?有没有遇到过彼此对主题的看法不同、或者内文与影像无法配合的问题?
　　巴：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因为预算有限，会无法资助摄影家进行拍摄工作。不过在意识形态和美学上倒从来没出过问题。摄影家的种类有很多，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影家当然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些摄影家，是因为对他有信心。我的观念是，摄影家在知道自己的任务以后，他有绝对的门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毕竟他是个作者，他有自己的个性。我们把主题和大概的篇幅告诉他以后，他叮以尽情发挥。我们这里呢，就尽量让照片的编排能合乎他本人的意思，那到底是他的作品嘛。
　　阮：昨天我把DU大部分的摄影专号都看了看，我觉得DU所处理的摄影家作品，有时候比这些摄影家自己出的专集还来得好。DU编辑的“胃”和摄影家的“胃”似平经常是旗鼓相当的。以前就是如此，您当厂主编以后还是如此。您是否觉得所有这些跟您合作过的摄影家的“胃”，都跟您的很接近?
　　巴：如果这个摄影家有他的信息要传达，那表示他也有自己的观点。我们做编辑的，在联络上摄影家并且也告诉他工作的内容以后，就应该像台过滤器一样，尽量排除摄影家和出版品之间的分歧。我不希望摄影家拿着一箱子两百张的底片来我的力、公室，我宁愿他自己先挑选一下，给我们大概25张的照片同时告诉我们：“这是我的作品。”然后我也可以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，或者告诉他我觉得不足的地方。不过基本上，要怎么做是他的事。等他的东西做好了，只要情况允许，我们会听听他的意见，看他希望怎么呈现他的作品。
　　其实这是编辑和摄影家通力合作的结果，摄影家也参与了出版过程。而替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工作的摄影家，都是直接把拍好的胶卷寄到华盛顿，至于怎么用是编辑的事。这跟我对待摄影家的方式完全相反。生命是一种喜悦。和摄影家共事更是一大乐事，因为那叮以开扩你的视野。我们需要去接触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人。一个编辑有他个人的世界观，摄影家有另外一种看法，作家又有第三种看法……就是这些东西使得生命充满了趣味。
　　阮：历年来，DU介绍过的摄影作品发掘了不少杰出摄影家。您觉得自己在维护这个传统方面，是否做得很成功?
　　巴：我不敢说我做得成不成功。有时候也要靠一点运气和机会。就拿奥古斯特·桑德来说，这是个非常出名的例子。有人无意间拿厂桑德的作品给DU的编辑看，那口时候桑德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家。他的作品给登出来也是很偶然的事。要发掘摄影家，你得竖起耳朵听，睁大眼睛瞧。像丹尔尼·施瓦茨、佛洛·嘉多娜、加布里·巴西力卡，还有其他多位跟我们合作过的摄影家，都是很幸运的例子。久而久之，我们让这本杂志变成了摄影家可以发挥的—个舞台。
　　有时候用那些无名的年轻摄影家的东西也是一种冒险。你看过他们的作品，觉得可以，就放手让他们去做。托玛斯·克伦的南斯拉夫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当然啦，也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—些旷世之作。可是你如果连偶尔失败一次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等于是把赢的机会都给牺牲掉了。
　　阮：讲到冒险，您大概也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大师级的摄影家拍出来的东西也会令人失望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您是否还是采用那些照片?
　　巴：照片不能用的情形倒是没有。不过有几次我们是挺失望的。碰到这种情形，编辑的解决之道很简单，就是减少你原先预定的篇幅。
　　阮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根据您的“胃”，文化的定义是什么?
　　巴：我的定义非常简短。人都有死的—天，文化就是我们在死以前对生命的憧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