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杰·哈金斯摄影作品

    罗杰·哈金斯在做了8年的鉴定员之后才踏入摄影，就事业而言是晚了一点。青少年时期他就希望当一名记者，不过却被说服了去当鉴定员。他很后悔做了那样的决定。“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份工作，我反对那种工作体制。意识形态上它令我极端地忿怒——我亲眼目睹贪污、舞弊、剥削，因此一心想脱离那种体制，过过新闻记者的生活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尝试写作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后来我受雇于一个地方机构，负责住宅以及居住情况方面的事。我开始对老百姓的社会福利发生兴趣，而且满腹理想地认为自己当摄影家会更具说服力。我也受到唐·麦库林和布勒松这些人的影响，我还没开始拍照以前就拥有他们的影集。我还记得看到纽波特纪实摄影课程的招生简章，于是就在一个夏天里申请入学，结果录取了。那个时候我28岁。”罗杰·哈金斯还在纽波特的时候就开始担任《监护者》报的自由摄影，离开后立刻又在《观察家》找到了一份固定工作，之后才开始专心从事比较长期性的拍摄计划。“作为一个经纪社旗下的摄影家，我希望脱离报纸的思考方式；一方面我希望接受挑战，拍出具备新闻性的有趣的彩色报道，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拍一些能方便资料社使用的彩色片。所以在1989至1993年初这段时间里，我主要是拍彩色。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不过亚立克斯·韦伯和比尔·阿拉德这两个人的作品对我影响很深，他们运用彩色真是得心应手。有人说彩色拍不出有意思的新闻摄影，我可不相信。这两个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韦伯拍的海地就完全传达了那个国家的拙朴与绝望。彩色才是真实的生活，才是我们见到的面貌。黑白则完全是一种不自然的看事物的方式。我们以灰色来描绘事物，同时也删除了太多的资料。可是我到了波土尼亚以后决定拍黑白的，那是因为黑白所赋予主题的那种凄凉感，让我觉得相当合适。那里有很多其他的人都拍彩色，因此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我自己要采取什么方式。我在塞拉耶佛所拍到的最好的照片，并不是紧迫着新闻跑来的，而是根据自己的直觉，拍下那些微不足道的片刻，让积累的片段道出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。我内心挣扎着到底要不要做摄影家——那样你就成了猎人，还是干脆就跳下去随波逐流地去接触一些东西。
    我从事报道摄影曾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我有一种新闻记者的好奇心。我这个人很容易觉得无聊，而这份工作永远都会碰上不同的事物。能够目睹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是绝对令人兴奋的事。此外我也觉得，这份工作背负了某种道德的十字架。我一向对自己认为不公平的事、为那些遭受不平待遇的人感到气愤，也为人类的无知而生气。我相信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把所有的材料收集在一起，然后再传播出去。我觉得会有帮助的。集体的影像具有无比的力量。你就是得不断地告诉人们：‘你们看看，不应该发生那种事的。这是不对的。看看这些小孩的遭遇。为什么这些人会住在地窖里?’我所发掘出来的故事，有些成为向大众求助的根据，也帮助改变了情况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出来报道这些事，然而对这些愿意去记录这个国家过去5年中之遭遇的记者，却没有人在意、没有人去支持。独立摄影家要谋生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每个人都得去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让人一眼就认得出的风格。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，别人是因为那种风格而用你，企业界和广告业尤其如此。优秀摄影家的风格会随着个人的成熟而逐渐成形；当你对自己的表达有了把握，确定那是你要的处理方式、是你所要说的，当你不再害怕无法取悦图片编辑而只是无拘无束地拍照时，你的风格就出来了，它就是你的签名，你的语言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相当排斥替企业和广告业工作，因为那会限制住我对新闻事件的自由反应，同时也会影响我对新闻的判断。而在预期未来的编辑市场将越来越小的情况下，也许是采取较实际做法的时候了。目前有不少的报道摄影家带着小型摄影机去拍大新闻。他们发现可以把拍到的东西卖给电视新闻网。我自己也正在考虑这么做。我发现自己所构建的图片故事规模越来越大，而当我开始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时，竟然觉得满可以拍成电影的。这让我考虑朝这个领域发展。有时候我觉得可以透过声音和动作，来克服‘静态’摄影上的许多限制。而作为一名研究者，我也许可以藉着不同的媒体做更好的沟通。我正准备去试试看，看看自己会不会喜欢它、能不能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。”